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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陵墓

(公元220-265年)

惠陵与武侯祠

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内,悬挂了一副对联,上联是“忆昨路绕锦亭东”,下联是“先主武侯同閟宫”。这副对联是从唐代诗人杜甫的《古柏行》一诗中摘录下来的,道出了诸葛亮(公元181-234年)与刘备(公元161-223年)的密切关系。他们的祠、庙是合在一起的。因此,这里介绍刘备的惠陵、庙宇,也同时介绍诸葛亮的武侯祠。

在武侯祠内诸葛亮殿之西,有一处幽静的陵园,就是三国昭烈帝刘备的坟墓所在,历史上称作惠陵。现在墓前尚有清乾隆五十三年(公元1788年)所立的“汉昭烈皇帝之陵”的石碑一通,墙后还嵌了康熙七年(公元1669年)石刻“汉昭烈之陵”的横额一块。惠陵虽然与庙、祠相连,但是环境甚为幽静。出了诸葛亮殿,西行过小桥,经桂荷楼、琴亭,穿过“中有汉家云”的月亮门,便进入一条弯曲的红墙夹道。这里翠竹万竿,微风徐动,竹影萧疏。夹道的尽头就是刘备之墓。

惠陵墓碑

《三国志》上记载,章武三年(公元223年)四月,刘备死于白帝城永安宫(在今四川奉节县城内)。五月运回成都,八月葬于惠陵。甘、吴二夫人也合葬于此。刘备为什么死在川东长江三峡入口的白帝城呢?那是因为公元219年,传来了关羽败亡麦城(今湖北当阳县境内)的噩耗。刘备不顾当时政局初安,百事待兴,更不听群臣的劝阻和北方强敌曹操的虎视眈眈,为了报关羽之仇,执意代吴,率师东下。第二年六月又不测敌情,催兵愤进,与吴军大战于猇亭(今湖北宜都县境内),遭到了惨败,只好退守白帝城。次年便忧愤成疾,一病不起,诸葛亮星夜从成都赶来,这时刘备的病已垂危,无法挽救,于是在永安宫中将太子刘禅托付与诸葛亮。这就是流传后世的“白帝城托孤”的故事,也是三国两蜀走向败亡的一次重创。

刘备惠陵原来的建筑情况现已不详,根据当时的形势,规模可能不会很大。因为当时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,西蜀国祚正处于存亡危急之秋,是不会花很大的财力物力营建陵寝的。

现在刘备惠陵前面既无门阙、石刻之类,陵前寝殿也甚简陋狭小。墓上封土仅高十二米,绕陵有圆形古砖墙一圈,周长一百八十米。封土上绿草丛生,秀木繁郁,另有一番景色。当年周围还有许多古柏青松,与武侯祠相联属。晚唐诗人李商隐有《武侯祠古柏》五言绝句一首:“蜀相阶前柏,龙蛇捧閟宫;阴成外江畔,老向惠陵东。”可见一千多年前就已古柏森森了。由于刘备在西蜀曾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,加上与诸葛亮祠在一起,历代都很崇奉。宋朝《太平寰宇记》一书上记载,唐宣宗大中年间(公元847-860年),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回镇守成都时,就“置守陵户,四时祭祀不绝”。

在刘备殿上有一副对联,即清代咸丰(公元1851-1861年)成都驻军统帅完颜崇石的幕僚所撰。联文是:

一抔土尚巍然,问他铜雀荒台,何处寻漳河疑冢;

三足鼎今安在,剩此石麟古道,令人想汉代官仪。

上联说的是刘备惠陵的封土坟头至今还巍然存在,而曹操在邺城的铜雀三台早已荒废,他在漳河岸边的七十二疑冢已不知到哪里去寻找了。这里体现了作者扬刘抑曹的正统观念。至于曹操怕人盗墓所设的七十二疑冢,只是流传之谜,未经证实。下联所说,也是作者对三国鼎立局面兴亡的感叹,并在想象中设置着各种石刻的陵道排场,以怀念汉家官仪。其实刘备陵前的石刻早已不存。从历史上看,当时尚无有所说的一大套石雕的先例。

昭烈庙是纪念刘备的庙,是因有惠陵的关系才兴建的,其位置就在陵的旁边。这座庙原来与诸葛武侯祠根本不是一回事,各自分立,互不相涉。但是由于刘备与诸葛亮的密切关系,逐渐靠近,最后就合而为一了。武侯祠就是昭烈庙,昭烈庙也是武侯祠。现在庙的大门上就大书“汉昭烈庙”的金字匾额。整个祠庙占地五十六亩,四周有红墙围绕。进大门以后,是一个幽深的庭院,翠柏香楠,浓萌铺地。两旁碑刻屹立,更增古意。

进二门,是为刘备殿。正殿高大宽敞,东西两廊相接。当中围成一个庭院,院内林木葱茏,花草繁茂。正殿之中,塑刘备像,高约三米,头戴帝王冠,身穿金龙袍,手持玉圭,神态谦恭,宛然是一个堂堂帝王之像,反映了刘备礼贤下土的仪容。在正殿的左边,有刘备之孙刘禅之子刘湛的陪祀像,但却没有刘禅之像,参观的人常常为此发出疑问。这是因为当蜀国危难,敌军压境的时候,刘禅准备投降,刘湛则力主抵抗,正气凛然,悲愤交加地说:“若理穷力屈,祸败必及,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,同死社稷,以见先帝可也。”但阻止不了其父刘禅的投降,刘湛只得哭诉于祖庙,挥泪泣血,杀身殉国。后人为了嘉赏其临难不苟的节烈情操,为之塑像。而刘禅投降误国,降晋后还向司马昭说出了“此间乐,不思蜀”的无耻言语,后人便将其抛弃了。

正殿的东偏殿,有关羽(?-219年)及其子关平、关兴,部将赵累、周仓的塑像;西偏殿为张飞(?-221年)祖孙三代的塑像,塑像表现了关云长气宇轩昂,张翼德性烈如火的气质。

在正殿的两廊中,各有文臣武将塑像十四尊。像前还立有小石碑,叙述他们各自的生平事迹。其中著名的文臣有庞统、蒋琬、费祎、董允等;著名的武将有赵云、马超、黄忠、姜维等等。这些塑像的神态各异,各有各的风度,好象是《三国演义》一书中蜀将的形象再现。

武侯祠与昭烈庙的合而为一,据文献记载上说,是明朝初年蜀献王朱椿,因见武侯祠逼近惠陵而将已废的武侯像移入昭烈庙内,才形成了一座君臣合庙的形制。当时怎么合法还不清楚,现存的祠庙是在明末战乱中被毁的废墟之上,于康熙十一年(公元1672年)重建的。

唐代诗人杜甫有一首《蜀相》七律诗写道:

丞相祠堂何处寻,锦宫城外柏森森。

映阶碧草自春色,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
三顾频烦天下计,两朝开济老臣心。

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相满襟。

这首诗是杜甫在上元元年(公元760年)所作。从诗中可以看出,这时的武侯祠已经是古柏成林,葱茏蓊郁了。一般的古柏都是生长缓慢的。到了成林蓊郁,至少也得二三百年的时间。如此看来,此祠可能早就移于这里了。其目的也许是为了要与刘备的陵和庙靠近的缘故。

武侯祠移到了刘备的陵、庙旁边之后,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,仍然是独立分祀。历代人们对于诸葛亮的景仰并不亚于昭烈帝,因此祠的建筑规模可能也相当宏伟,历代诗人题咏也甚多。但是由于封建时期的君臣关系,一经合并于昭烈庙,祠的地位就大为降低。不仅大门的名称改为了昭烈,而且祀殿也退居庙后,规制较之刘备殿也小得多了。

人们参观完刘备殿之后,从殿后下台阶穿过过厅即进入诸葛亮殿。殿宇虽较刘备殿为小,却也典雅精致。建筑也非常精致,由正殿和两廊构成了一个院落。廊子边上以青石为栏杆,石柱上精雕着珍禽异兽,姿态变化,生动有趣。正殿的两旁,峙立着钟鼓二楼,重阁飞檐,甚是壮观,为整个祠庙建筑
后部气氛的高潮。

正殿之中,供诸葛亮祖孙三代的贴金泥塑坐像。诸葛亮羽扇纶巾居中端坐,表情持重,面露沉思,表现出一个深谋远虑的谋略家的神态。左侧为其子诸葛瞻,右侧为其孙诸葛尚的塑像。子孙二人也都是为蜀捐躯的人物,诸葛瞻还“工书面,强识念”。当蜀将亡时,二人奋勇抗敌,在绵竹一战中,同时战死。他们相孙三人,被称之为三代忠贞。

由于诸葛亮具有雄才大略,才能出众,特别是辅佐刘备治蜀的功绩,为历代人民所传诵,留下不少诗文赞语。在今刘备殿的门廊楹柱上,还留下了不少有意义的楹联,其殿前的一副是:

能攻心,则反侧自消,从古知兵非好战;

不审势,即宽严皆误,后来治蜀要深思。

对联中所说的攻心,是诸葛亮于公元225年南征时,用“攻心”战术,七擒七纵孟获,使其心悦诚服的事。审势就是正确估计形势,并且还提醒后来治蜀的人要很好考虑这一问题。楹联表现了诸葛亮的深谋远虑。此联虽出自晚清人之手,寓意深长(此联署名为四川盐茶使者剑川赵藩敬撰,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冬十一月上旬。)

还有一副是:

勤王事,大好儿孙,三世忠贞,史笔犹褒陈庶子;

出师表,惊人文字,千秋涕泪,墨痕同溅岳将军。

这副对联主要是阐述后人对诸葛亮本人和祖孙三代的崇敬。陈庶子就是修《三国志》的晋代史官陈寿,庶子是其官名。《出师表》不仅文字惊人而且感情诚挚,激励着许多后世忠良。相传岳飞在书写《出师表》的时候,愤感交集,边写边哭。

在殿内诸葛亮像前,陈列的铜鼓,被称之为“诸葛鼓”。这种鼓本是西南民族的器物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。它起初是从炊具发展而来的,后来演变成为乐器,用于集会、祭祀、战争的场面。由于诸葛亮在西南民间的影响很大,遂被讹传为他所发明的。

武侯祠内有一块著名的唐代石碑,它就是在几百年前就被人们誉赞的“三绝碑”。为什么叫三绝呢?就是撰文、书写、镌刻三者都是名家。撰文者裴度,为唐代中期坚持国家统一,辅佐唐王削平藩镇割据的著名宰相。在元和四年(公元809年)撰此碑文的时候,他还在四川做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幕府下的起居舍人,不久就升迁为监察御使、御使中丞,继而擢升为丞相了。这碑文是他和武元衡游览武侯祠时所撰。书写人柳公绰和镌刻人鲁建,也都是唐代著名的书家和刻家。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的书法风格相似而又有独到之处,字体端正刚劲,浑厚有力;鲁建的刀法刚毅,刻技超群。集三大家于一体,确也难得,不愧“三绝”之称。

“三绝碑”局部

关于诸葛亮的早期评价虽也不少,但是比较全面而又提得比较高的,要算是裴度此碑了。碑文中斐度称赞他是“大名盖天地”,具有“事君之节,开国之才,立身之道,治人之术”,并且把与春秋时期的管仲、晏婴,西汉时期的萧何、张良相提并论,还兼其所长。裴度特别推崇诸葛亮的法治精神,说诸葛亮治理蜀国“刑政达于荒外”(荒外即边区),“法加于人也,虽死而无怨”。史传的“挥泪斩马谡”的故事,即是说明不管你有多大功劳,犯了军法也是要同样依法治罪的。

三绝碑立于大门之内,虽经一千多年来的变化,但保存尚好,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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