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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唐时期的陵寝制度

一、“依山为陵”制度的沿续

隋唐时期帝陵的建造,基本上沿袭汉朝“依山为陵”的制度。

隋文帝杨坚死于仁寿四年(公元 604年),同年十月与皇后独孤氏合葬于太陵。太陵位于今陕西省扶风县东南的五泉乡王上村旁。陵冢高27.4米,呈覆斗形,夯筑而成。底部面积为26560平方米。陵冢顶部平坦,呈长方形,东西长48米,南北宽38米。陵家底部四周已被挖掉3~5米,现残存东西长166米,南北宽160米。陵冢周围 原筑有夯土城垣,现已基本毁坏,唯北城尚有残墙,长约130米,最高处1.2米,残存宽5.5米。夯层清晰,夯窝明显。经初步钻探,陵垣东西长756米,南北宽652米。垣墙的四角及中部都发现有大量的砖瓦残片,应是当时建有阙楼和城门的残迹遗存。

唐代帝陵的建造自太宗昭陵始,基本上依山为陵。据统计,在唐朝18处帝陵中,除献陵、庄陵、端陵、靖陵四处位于平原外,其余都是利用山丘建造的。平面布局是在山陵四周筑方形陵墙围绕,四面辟门,门外设石狮,四角建角楼,陵前神道一般顺着坡势向南展延,神道上的门阙和两侧的人、兽雕像较前代增多。

据文献记载,唐代依山为陵的作法始于唐太宗。贞观十八年(公元644年),唐太宗营建寿陵(即昭陵)时确立了这一制度。他对侍臣说:“昔汉家皆先造山陵,既达始终,身复亲见,又省子孙经营,不烦费人功,我深以此为是。古者因山为坟,此城便事。我看九峻山孤耸回绕,因而傍凿,可置山陵处,联实有经焉之理。”

九峻山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处。山势突兀,海拔1888米。地处泾河之阴,渭河之阳,南隔关中平原,与太白、终南诸峰遥相对峙。东西两侧,层峦起伏,气势磅礴,蔚为壮观。昭陵玄宫凿造于九峻山南坡腰间,从诞道至墓室进深250米,前后置5道石门。墓室内部“闲丽不异于人间,中为正寝,东西厢列石床”。因山势陡峭,人员往来不便,故又顺山旁架设栈道,悬绝百仞,绕山300米始达墓门。对此,唐代大诗人杜甫在《重经昭陵诗》中描述道:“圣图天广大,宗祀目光辉。陵寝盘空曲,熊黑守翠微。再窥松柏路,还见五云飞。”

自唐太宗昭陵后,乾、定、桥、泰、建、元、崇、丰、景、光、章、贞、简等13陵都是采用“依山为陵”的制度。其中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,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。

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西北6公里的梁山上。梁山海拔1049米,三峰丛立,气势雄伟,蔚为壮观。北峰最高,为陵之主体,与九峻山遥相比峻。南侧二峰较低,东西对峙,为陵寝南端的天然门阙,俗称“奶头山。”乾陵玄官位于梁山主峰南坡,拔地高度104米。隧道正南北向,斜及墓门,宽约3.78米,进深65米,全部用长约1.25米、厚约0.50米的石条迭砌。石条之间以5~10千克的铁栓嵌住,再将铁水灌注于五条和铁柱之间,上面夯土复盖,真可谓固若金汤。据初步估计,仅隧道至墓门石条就多达3000块左右。工程如此浩大,为关中唐十八陵中所仅见。

二、“寝”制建筑的进一步扩大

隋唐时期的“寝”,在过去寝殿、便殿和寝宫的基础上,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。其特点是把传统的‘履”分割开来,分造三处。以昭陵为例,首先在立宫的门顶上,建造有供墓主灵魂游乐之用的神游殿,其功能相当于汉代寝殿旁侧的便殿。其次在陵墓之前,南边墙垣的朱雀门以内,建有献殿。献陵又称“寝殿”,正对山陵,是朝拜献祭的大殿。另据《昭陵志》载:“高力士于太宗献殿见小梳厢一、柞木梳一、黑角篦子一、草根刷子一,叹日:‘此先帝首创义旗,新王皇报,遂身服用,惟留此物,将欲传示子孙,永存节俭。’”可知献殿除用于祭祀外,还是瞻仰墓主遗物的场所。献殿的规模较大,如近年在献殿遗址采集到一件安放在屋脊上的鸱尾,高1.5米,底长1米,宽0.65米,重约150千克。再次在山下琼台寺的旁边,建有供墓主灵魂饮食起居生活的寝宫(或称“下宫)。据元代李好文《长安图志》所载《唐昭陵图》可知,寝宫规模较献殿为大。经考古测定,昭陵的寝宫遗址面积,东西长237米,南北宽334米,呈长方形,周围墙基厚约3.5米。寝宫前有门闭。此外,昭陵还有祭台等建筑。祭坛设在山的北麓,玄武门内,南高北低,以五层台阶组成,略呈梯形,南三层台阶东西宽53.5米,南北长86.5米。祭坛陈列有唐贞观时期14个少数民族酋长的石像,现大多被毁。祭坛的东西庑房中还陈列浮雕石刻六骏。

三、陵园制度的新发展

唐代陵园的布局始于唐太宗的昭陵,至高宗乾陵时陵园的平面布局已经定型。其基本布局是模仿唐都长安城的建制设计:墓室设在山南的半腰处,高踞陵园北部,为全陵的主体建筑,四周筑围墙,为内城墙;四面各辟一门,南面为正门,门外设神道,并增筑包砖土阙。内城墙以外设外城墙,南面有三道门,石刻群置于由南而北的第二、三道门之间。第一道门外分布着皇族和文武大臣的陪葬墓。内城南门内修筑献殿。乾陵陵园的平面布局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据《长安志图》记载,乾陵有内外两重城墙。内城为帝陵的围墙,又名皇城,总面积约229.3平方公里。从遗迹上看,城约为方形,东西为1450米,南北为1582米,墙厚2.5米;四角各有一个大土墩为角楼,四面城墙正中各开一门,门宽2.7米。门楼均为三出阙,一个为母阙,二个为子阙,属最高等级;为土木结构,楼基和墩台均系夯筑,外用砖包砌,墩台上建楼。门外各有石狮1对,北门加置6马。这一部分可视为唐长安城的宫城。自第一对门阙至第二对门阙之间,长约1公里,是陵墓的神道所在。南端门阙之内,以一对高大的神道石柱为标志,由南向北依次排列有:翼马1对,驼鸟1对,石马和牵马人各5对,石人10对,述圣记碑和无字碑各1块,61尊王宾像。这些列置的石象生象征着墓主出巡时的卤薄队伍,可视为长安城的皇城。第二与第三对门阙之间,约长2至3公里,星罗棋布地分布着皇亲贵戚及功臣们的陪葬墓,这一部分可视为唐长安城的外廓城。

此外,秦汉“封土为陵”、以方形为贵的制度在唐代仍然存在。如唐高祖的献陵、唐敬宗的庄陵、唐武宗的瑞陵、唐僖宗的靖陵都是采用这一制度。

四、严格而周密的陪陵制度

唐代的陪陵制度沿袭汉代,始于唐太宗之时。贞观十一年(公元637年),唐太宗诏令:“自今已后,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,如有薨亡,宜赐茔地一所,及以秘器,使窀穸之时,丧事无阙。所司依此营备,称朕意焉。”贞观十九年,又“许陪葬者子孙从葬”。贞观二十年,唐太祖进一步规定了父祖陪陵、子孙从葬的制度。从此,陪陵遂成定制。成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给予“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”的一种特殊待遇和荣誉。

唐代陪葬墓的排列位置是依据死者的身份、政治地位及其与皇帝的亲疏关系而周密布置的。《唐会要》卷二十一《陪陵名位》载其“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,坟高四文以下,三丈以上”。但考古勘查情况与文献记载有一定的距离,并不完全相符。如在昭陵167座功臣贵成陪葬墓中,已确定墓主身份的57座陪葬墓,既不按文武分列,也不论官职之高低,而是基本上按照埋葬时间的先后,由北向南排列的。坟的高度也大致如此,除了长乐、新城、城阳三个长孙皇后摘生的公主外,其他庶出的皇子、公主、妃子墓葬规制一般都没有超过功臣的墓葬。

陪葬墓的外形,按照目前残存的封土堆,基本上可分为四种类型。

1.依山为冢式。这类墓的建造依照唐代帝陵盛行的“依山为陵”制度,墓主为皇室中最显要、最亲近的人物或为皇帝最亲近的功臣。如侍中、郑国公魏征墓,是距昭陵玄官最近一座功臣墓。魏征是唐太宗最为亲近的大臣,故将其墓建在九峻山西南的凤凰山上,依山为冢。此外,唐太宗第21女新城公主墓,也是依山为穴,葬在距昭陵玄官最近的东南方的一个小山梁上。山梁海拔1000米,墓在山梁顶。

2.覆斗形土冢。这类墓的封土堆较大,有陵园,四周有围墙,南门有五对土阙,阙南列有石刻。一般为太子、公主、王一类皇室人物的陪葬墓。如昭陵的常乐公主墓、城阳公主墓,乾陵的章怀太子墓、懿德太子墓、永泰公主墓等。

3.圆锥形土冢。这类墓封土堆较小,呈圆锥体,但顶部为不规则圆形,无陵园和石刻。这类陪葬墓一般属于文武大臣,少数为皇族。如 昭陵中的中书令、虞国公温彦博墓,尚书左仆射、梁国公房玄龄墓,国子祭酒、曲阜县公孔颖达墓,左卫大将军、卢国公程咬金墓,废太子李承乾墓,唐太宗第11子、福王李福墓,唐太宗燕妃墓,唐太宗乳母彭城夫人墓等,封土都呈圆锥形。高者15米,低者仅为2米;直径大者40余米,小者5米。

4.象山形墓。这类墓仿照汉武帝茂陵卫青、霍去病墓的形制修筑。如昭陵的司空、太子太傅、雄国公李动(徐懋功)墓,起冢象征铁山、阴山、乌德键山;封土高25米,直径98米。尚书仆射、卫国公李靖墓,起冢象征明山、铁山、积石山;封土高12米,直径72米。这种墓葬形制,象征着他们生前在那里征战的功业。

由此可见,唐代的陪陵制度有着严格而周密的规划,它反映了“主尊臣贵”、“崇重今朝冠冕”的封建等级思想。但是,随着唐朝中后期国力的衰弱,中央集权制的逐渐衰微,陪陵制度也如同虚设。至唐玄宗泰陵以后,唐朝昭陵制度已经衰亡了。

五、走向高峰的陵墓石刻

唐代陵墓石刻数量之巨大、种类之繁多、题材之广泛、技艺之精湛、气势之雄伟,可谓空前绝后,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的陵墓雕刻已经走向高峰。

(一)陵墓石刻制度的确立

陵墓石刻是墓主身份等级地位的象征。从唐代陵墓石刻的题材、造型和雕刻技法等来看,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:

第一时期为初唐,以献、昭两陵的石刻为代表。其特征是陵前石刻尚无定制,题材内容以纪功为主,安放石刻的位置也不一致。

第二时期为盛唐时期,包括恭、乾、定、桥四陵。恭陵位于洛阳市偃师县缑氏乡,是唐高宗太子李弘的陵墓,因李弘没有称帝,故末计入唐代帝陵之列。恭陵东、西、北三门外双阙之前均陈石群狮1对。陵前南门神道两侧列置石刻,自南端起计有华表1对、飞马l对、石人3对、站狮1对,在第一、二石人之间立睿德记碑1通。恭陵的这一石刻群组合开创了唐代帝陵石刻制度化的先河,此后的乾陵石刻基本上仿照于此,只是在数量和种类上有所增加,完备了唐代帝陵的陵墓石刻制度。从文献记载来看,乾陵陵园四门外各有石狮1对,北门立石马3对,南门外有立像61尊,述圣记碑、无字碑各1通,石人10对,石马及牵马人各5对,驼鸟1对,翼马1对,石柱1对。其中除少数民族首领石像属于表彰威武以外,其余都是作为“仪卫”的陵前石刻群。此后,各陵石刻除无述圣记碑、无字碑、61尊王宾像外,均仿乾陵市局,仅稍有变动而已。这一时期的石刻群,气魄雄伟宏大,体现了大唐帝国的雄风。

第三时期为中唐以后,包括泰、建、元、崇、丰、景、光、庄八陵。其特点是石人中出现了相对而立的文臣和拄剑武臣,石马矮小,石刻制作粗疏,线条松散。说明安史之乱后,唐王朝已由盛转衰。

第四时期为晚唐时期,包括章、端、贞、简、靖之陵。这一时期陵前石刻的特点是体态瘦小,神情萎靡不振,反映了唐王朝已濒 临灭亡。

(二)陵墓雕刻史上的伟大杰作

据学者统计,唐代帝王陵墓的大型石刻总数在1000余件以上,其中不少是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品,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
献陵的石虎、石犀,是唐代初期帝陵石刻中难得的艺术珍品。石虎造型凶猛,它那机敏觅食的眼神,刚劲有力的腿部,生动地刻划出了虎的性格特征。石犀的造型尤为生动,十分憨态可掬,雕琢粗中有细,质感特别强烈,栩栩如生,似缓步迎面而来。

“昭陵六骏”更是中国古代陵墓雕刻史上继西汉霍去病墓“马踏匈奴”之后的又一伟大杰作。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统一全国,南征北战、驰骋战场骑的六匹战马。为了纪念六骏,唐太宗令绘大骏之形雕于石屏。工匠们运用高超的技艺,雕刻了六骏逼真的形象。据传说,六骏形象出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之手,雕刻家再依其形制雕刻于石屏上。石屏高约五尺,宽约六尺,石屏右上角或左上角都有唐太宗自题的四首赞美诗,由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。从文献中得知,六骏中的“特勒缥”是唐太宗平来金刚时所乘的坐骑,排列在东侧第一,黄白色,像微黑色。赞曰;“应维腾空,承声半汉;入险摧敌,乘危济难。”排在东侧第二的“青雅”,是唐太宗镇压窦建德农民起义军时所乘的坐骑,苍白杂色,前中五箭。赞曰:“足轻电影,神发天机;策兹飞练,定我戎衣。”东侧第三为“什伐赤”,它是唐太宗与王世充、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,纯赤色,前中4箭,背中1箭。赞曰:“溏涧未静,斧钺申威,朱汗骋足,青旌凯归。”西侧第一为“飒露紫”,这是唐太宗攻打东都络阳王世充时的坐骑。赞曰:“紫燕超跃,骨腾神骏,气袭三川,威凌八阵。”西侧第二为“拳毛骡”,为平刘黑闼时所乘,黄马黑喙,前中6箭,背中3箭。赞曰:“月精按辔,天驷横行,孤失载戢,氛埃廓清。”西侧第三为“白蹄乌”,这是唐太宗和薛仁杲作战时的坐骑,纯黑色,蹄俱白。赞曰:“倚天长剑,追风骏足,耸辔平陇,回鞍定蜀。”这六匹骏马,三匹作立状,三匹作奔驰状,神态迥异,各具特色,形象逼真。尤其是“飒露紫”最为传神,它刻有大将邱行恭正在受命为太宗坐骑拔箭的情形。中箭后的“讽露紫”垂首而立,且因生理上的剧痛,本能地向后退缩;邱行恭欲拔不忍的爱马之情,在浮雕中得到了维妙维肖的体现和反映,这真是一件人马难分、情感深挚的绝世佳作。

顺陵南门外的一对石狮,为盛唐帝陵石刻艺术的典型代表。这对立狮,体形大,头高3.05米,身长3.61米,胸阔1.40米。其中东侧一头鬓毛卷曲后拔,四肢强劲有力,贮立张口似吼,胸前有三块坚实的肌肉隆起。整个形体饱满威武,体积感强烈。西侧一头与东侧一头在造型上基本相似,只是根回露齿,鬃毛为波浪式,前胸较窄,前腿直立,后腿交错,贮立凝视远方,形象比较温顺。这是现存唐代陵墓前的石刻动物中最雄壮最精美的作品之一。

乾陵同样以石狮雕刻得最为精湛。通过巨头卷毛、突目、隆鼻、阔口、利齿等表现手法以及昂首挺胸、前肢挺拔的雄伟姿态,生动 地刻画出一个凶猛异常的狮子形象。它巍然蹲坐于陵门,威仪森严,令人望而生畏,充分体现出唐代帝王的专制独尊和陵寝的神圣不可侵犯。其他石刻,如石人、石马、朱雀等也雕刻得非常精致;生动逼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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